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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標題：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再出發 土地政策如何破題成各方關註熱點
　　國際在線報道（記者 王智達）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諸多議程中，土地制度改革如何破題成各方關註熱點。從1978年到2013年7次三中全會中，有兩次主題是關於農村改革的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被譽為是新一輪改革的“牛鼻子”。未來土地改革將如何推進？面臨怎樣的抉擇？各地展開的試點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？
　　儘管已進入深夜，但北京市內各大建築工地仍然繼續著繁忙的施工作業。來自各地的農民工作為建築業的勞動主力，加班加點地築起一棟又一棟高樓。在西四環外的一處建築工地上，來自河南省襄城縣的盧現立剛結束施工作業。談起留在老家的土地，一直以煙葉種植為生的盧現立顯得很無奈。
　　盧現立說：“那是命根子。誰願意賣掉？幾代人都在種，那是一點口糧。這幾年銷路不好，種地沒有多大出路，一年投入很多、收入很少。相比之下還是打工合算。”
　　由於現階段中國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不能通過市場流轉，導致農村土地難以產生規模生產優勢，並產生價格扭曲、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諸多弊端。為了激發土地紅利，很多地方早已開始嘗試通過土地流轉，激發農村經濟活力。江蘇省海門市田西村的徐學書今年77歲，全家12口人早就不以種地為生。
　　徐學書說：“都不種田了，都開店了。家裡還有6畝多地，都轉給別人家去種了。承包給村裡面，村裡承包給專業戶。”
　　通過村集體內土地流轉實現了規模種植，農民獲得了更多收益。目前，天西村的現代農業園區規模已超過1000畝。但天西村村支書徐洪生對政策還有新的期待。“村裡沒有實體怎麼能發展經濟？但要搞實體少不了土地，這是一個矛盾。如果政策放開後，在保護耕地的基礎上，適當搞一些實體經濟，我認為是有必要的。這樣村裡發展的速度就快了。包括華西村在內的幾個全國有名的村都是靠工業發展起來的。”
　　根據《土地管理法》第63條規定，“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、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”。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，短期土地流轉難以實現城鄉一體化。“等將來社會保障等制度配套好之後，有可能會城鄉一體的市場化，這也是長遠來看必須要解決的。但在當前的過渡階段，在5年10年之內，突破性非常小。”
　　面對各地為經濟發展而產生的“土地渴求”，近些年中國多地在進行積極嘗試。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總裁童代志說：“我們主要是從農村復墾之後的指標交易，不觸及現有的產權關係。重慶這邊承包經營權零碎化，林權方面又很複雜，目前只能進行研究，實質性的還沒開展。”
　　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地區勞動力到城市打工，宅基地閑置的問題也隨之凸顯。據統計，目前中國農村宅基地有近10％～20％處於閑置狀態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發佈的“383”方案中關於宅基地有抵押和轉讓權的部分，讓不少在外打工的人格外關註。在北京打工的80後青年王鵬翔與何亮表示：
　　“現在就看值不值的。宅基地放那兒也是乾放著，你不出手的話，自己也沒用，就放那兒沒什麼價值，還不如賣了，也好乾點什麼有用的事。”
　　“肯定轉出去換錢，畢竟自己以後也不怎麼回來了，那留著也沒用。”
　　目前，中國的流動人口總量已超過兩億。處於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的中國，按照目前1％的城鎮化率來計算，每年也有超過1300萬人涌入城市。他們因為生計或者理想進城打拼，為城市貢獻力量，卻無法完全享受“市民待遇”。另一方面，眾多城市居民也在高房價下難以安身。劉先生在號稱北京最大“小產權房”太玉園買了房子，儘管中介保證不會被拆遷，但他還是期待能夠獲得認可。“肯定不踏實，因為畢竟國家不認可，只有村集體提供的一個證明。期望未來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，儘快給小產權房提供一個合法的身份，最起碼能給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。”
　　外界期待“農地入市”可能讓農民成為建設用地的出讓者，甚至讓“小產權房”有條件地合法化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則擔心，一旦體量龐大的農村土地被放開，會有過度開發的風險。
　　黨國英說：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放開後，其總規模比現在全國的城市總規模都大，這麼大量的土地流入市場將對土地供應產生重大影響。這需要一個統籌規劃，不要出現土地浪費。”
　　儘管土地流轉政策被各方給予高度期待，但對於很多生於農村的人來說，土地還有一層“根”的意義。河南打工者盧現立：“現在人上年紀了，還是想家啊。回去家裡也沒人了，孩子老婆都在外面，但還是要回去。葉落歸根嘛。”
　　近年來，由於城鎮化進程帶來的大量土地需求，徵地拆遷類糾紛事件頻發，尤其是涉及農民利益的集體用地補償方式。而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推進，土地供需矛盾日益擴大，各地對土地制度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。土地是農民的命脈，如何讓改革釋放最大的“土地紅利”，又要確保農民利益不受損失，有學者指出，十八屆三中全會或將進一步明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