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題: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再出發 土地政策如何破題成各方關註熱點
  國際在線報道(記者 王智達):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諸多議程中,土地制度改革如何破題成各方關註熱點。從1978年到2013年7次三中全會中,有兩次主題是關於農村改革的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被譽為是新一輪改革的“牛鼻子”。未來土地改革將如何推進?面臨怎樣的抉擇?各地展開的試點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?
  儘管已進入深夜,但北京市內各大建築工地仍然繼續著繁忙的施工作業。來自各地的農民工作為建築業的勞動主力,加班加點地築起一棟又一棟高樓。在西四環外的一處建築工地上,來自河南省襄城縣的盧現立剛結束施工作業。談起留在老家的土地,一直以煙葉種植為生的盧現立顯得很無奈。
  盧現立說:“那是命根子。誰願意賣掉?幾代人都在種,那是一點口糧。這幾年銷路不好,種地沒有多大出路,一年投入很多、收入很少。相比之下還是打工合算。”
  由於現階段中國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不能通過市場流轉,導致農村土地難以產生規模生產優勢,並產生價格扭曲、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等諸多弊端。為了激發土地紅利,很多地方早已開始嘗試通過土地流轉,激發農村經濟活力。江蘇省海門市田西村的徐學書今年77歲,全家12口人早就不以種地為生。
  徐學書說:“都不種田了,都開店了。家裡還有6畝多地,都轉給別人家去種了。承包給村裡面,村裡承包給專業戶。”
  通過村集體內土地流轉實現了規模種植,農民獲得了更多收益。目前,天西村的現代農業園區規模已超過1000畝。但天西村村支書徐洪生對政策還有新的期待。“村裡沒有實體怎麼能發展經濟?但要搞實體少不了土地,這是一個矛盾。如果政策放開後,在保護耕地的基礎上,適當搞一些實體經濟,我認為是有必要的。這樣村裡發展的速度就快了。包括華西村在內的幾個全國有名的村都是靠工業發展起來的。”
  根據《土地管理法》第63條規定,“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、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”。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,短期土地流轉難以實現城鄉一體化。“等將來社會保障等制度配套好之後,有可能會城鄉一體的市場化,這也是長遠來看必須要解決的。但在當前的過渡階段,在5年10年之內,突破性非常小。”
  面對各地為經濟發展而產生的“土地渴求”,近些年中國多地在進行積極嘗試。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總裁童代志說:“我們主要是從農村復墾之後的指標交易,不觸及現有的產權關係。重慶這邊承包經營權零碎化,林權方面又很複雜,目前只能進行研究,實質性的還沒開展。”
 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地區勞動力到城市打工,宅基地閑置的問題也隨之凸顯。據統計,目前中國農村宅基地有近10%~20%處於閑置狀態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期發佈的“383”方案中關於宅基地有抵押和轉讓權的部分,讓不少在外打工的人格外關註。在北京打工的80後青年王鵬翔與何亮表示:
  “現在就看值不值的。宅基地放那兒也是乾放著,你不出手的話,自己也沒用,就放那兒沒什麼價值,還不如賣了,也好乾點什麼有用的事。”
  “肯定轉出去換錢,畢竟自己以後也不怎麼回來了,那留著也沒用。”
  目前,中國的流動人口總量已超過兩億。處於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的中國,按照目前1%的城鎮化率來計算,每年也有超過1300萬人涌入城市。他們因為生計或者理想進城打拼,為城市貢獻力量,卻無法完全享受“市民待遇”。另一方面,眾多城市居民也在高房價下難以安身。劉先生在號稱北京最大“小產權房”太玉園買了房子,儘管中介保證不會被拆遷,但他還是期待能夠獲得認可。“肯定不踏實,因為畢竟國家不認可,只有村集體提供的一個證明。期望未來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,儘快給小產權房提供一個合法的身份,最起碼能給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。”
  外界期待“農地入市”可能讓農民成為建設用地的出讓者,甚至讓“小產權房”有條件地合法化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則擔心,一旦體量龐大的農村土地被放開,會有過度開發的風險。
  黨國英說: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放開後,其總規模比現在全國的城市總規模都大,這麼大量的土地流入市場將對土地供應產生重大影響。這需要一個統籌規劃,不要出現土地浪費。”
  儘管土地流轉政策被各方給予高度期待,但對於很多生於農村的人來說,土地還有一層“根”的意義。河南打工者盧現立:“現在人上年紀了,還是想家啊。回去家裡也沒人了,孩子老婆都在外面,但還是要回去。葉落歸根嘛。”
  近年來,由於城鎮化進程帶來的大量土地需求,徵地拆遷類糾紛事件頻發,尤其是涉及農民利益的集體用地補償方式。而隨著城鎮化的深入推進,土地供需矛盾日益擴大,各地對土地制度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。土地是農民的命脈,如何讓改革釋放最大的“土地紅利”,又要確保農民利益不受損失,有學者指出,十八屆三中全會或將進一步明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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